不妨设想一段故事——
甲对乙说，明日要带乙去见他的老师。乙得知后，再怎么说也不能空手拜访，故准备买点礼物。回想起甲的老师叫“叶青”，这样的名字实在叫人分不出性别，好在甲称“叶青”为“先生”，这就好办多了。隔日，甲带着乙去见老师时，猛然发现叶青“先生”居然是一名女性，乙花大价钱买的好烟也都打水漂了。
而这等场景，在现实生活中未尝不可能出现。
所以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，我提议：
对于尊称，应当换一个没有任何性别倾向的。比如说：“老师”或者其他什么词。
对于“先生”之词暂且说这么多。现在来说说为何有人觉得要将“先生”换为“女士”尊称。
以我个人拙见，以“先生”替换为“女士”这等行为的原因可能是对于男权的反抗。就如上文所述，“先生”已经在大众潜意识中成为“男性专指”了。而将“先生”替为“女士”，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——事实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确实可以对抗男权。可是这种文字上的对抗真的奏效吗？
为了便于理解，我粗略的将文字定义为“对于接受外部信息后将其转化为某种特定符号后，在主体意识中的重新归纳建构组合后的内在抽象再现。而这种符号在某一场域内具有共识性。”这样的定义必然是不严谨的，但是这篇文章不是哲学文章，只能先下此定义。
从这个定义出发，在中国的社会范围内，只要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地位没有得到提高，那么“女士”这一词，是不可能承担起“尊称”的词性的。因为在大众的意识中，“女士”根本不是一个尊称，仅仅是一个性别称谓。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地位就已经比男性要低了，而要想让“女士”成为尊称，则需要在现实生活中让女性称为同男性一样的存在，那么“女士”才可能承担得起“尊称”这一词性。所以，要将“女士”改造成为“尊称”，首要任务是打破“男权至上”，让“男女平等”后，“女士”才有可能成为承担得起“尊称”这一词性。
而现在，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只能将尊称替换为没有性别倾向的词语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女性对于男权社会的让渡与屈服，但是以我个人而言，这是现阶段内最不坏的举措了。
说到文字反抗，我在这里再提一些荒谬的现象。
许多人将诸如“嫉妒”“奸诈”“贪婪”等带有“女”这个偏旁的字换为单人旁或者干脆替换为男字，将“英雄”改为“英雌”。而这种极端“文字女权”只会将男女推向新的对立，而最坏的结果则是造成“女权至上”。
理由同上。
这时恐怕就有人会拿出鲁迅的那句：
“中国人是追求中庸的，如果你想开窗可能会不被同意，如果你准备掀开天花板，那么别人就会同意开窗了。”来论述女权运动极端的必要性。因为只有极端后，“中庸”才可能产生。
我赞成女权运动在某些方面可以极端化一些，发展为“极端女权”以至于“女拳”，甚至我也赞成某些男性发展出“极端男权”以至于“男拳”来和“极端女权”或“女拳”对抗，不过不是因为“极端男权”“男拳”或“极端女权”“女拳”是对的我去支持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我赞成在这两种情况下酝酿出来的所谓“中庸”。
因为这才是鲁迅所说的：“开天花板不成才选择开窗。”
开窗是目的，而开天花板是手段。
李世霖，2007年生人，福建宁德人，目前为学生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