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对中国古代“胡人”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，并对这一概念的变化进行了阶段划分，其根据外貌特征作为判定胡人的标准并不完全适用于唐代。作者所论“西域诸族”亦不甚明晰，因为西域在汉文语境中有广义与狭义之分，二者所指并不相同。谢弗的认知与王国维大体相同：“在中世纪，包括在唐代，‘胡’主要用于称呼西方人，特别是用来指称波斯人—虽然有时唐朝也将天竺人、大食人、罗马人都称作‘胡人’。”谢弗对“胡”的主、次语境都予以说明，较之于王国维所指更为具体，但也并不能完全将唐代胡人囊括其中。
谢思炜对唐代诸多“胡”的例子进行了考释，认为其都属于对文有别，统言则一，“胡”与突厥对言是指西域胡人，但同时仍可用以统言北方、西方诸族。作者指出了“胡”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含义，并否定了前人关于“胡人”在唐代专指西域胡人的观点。李鸿宾认为“胡人”是早期农耕汉人对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的称呼，后来转向西域，以粟特人为主的“高鼻深目”的中亚人为典型，有一个从北转向西的过程，北方游牧系统的“胡人”到唐代已正式退出中原汉人的观念。邓小南认为在唐代“胡”并非单指塞外胡族，也包括内附诸族，二者分别在贸易、艺术和政治、军事等方面对唐产生了重大影响，使得“胡/汉”区分成为唐的内忧。
由于作者着重于讨论由“胡汉之分”到“华夷之辨”的转化，无须对唐代“胡”的具体范围做一界定，但其指出“胡”包括内、外两个群体，将这一种族问题与政治问题相联系。荣新江从西域粟特人、西域龟兹人、西域于阗人、印度人、突厥人、唐前期汉人、唐后期汉人等不同群体出发，讨论了其各自立场上的“胡人”内涵，对“胡人”进行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分，广义的胡人指西北地区的所有外蕃人，狭义的胡人主要是指操波斯语的波斯胡、粟特胡、西域胡，更狭义的胡人才指粟特人，用胡人指代粟特人或许是由于粟特人在西域、中原、北方游牧政权中人数最多的缘故。
此外，作者指出，唐代文献中与“胡”连用的诸多词汇，大多也是指粟特胡。作者在诸多学者意见之上做了概括分析，但并未局限于汉人视角，而是从不同群体出发，分析各自语境下“胡”的含义，最后，又对“胡”做了广义、狭义、更狭义的区分。
大体而言，“胡”最狭义的含义特指粟特人，当“胡”与突厥对言时，即指西域胡人，更广义也可代指西北地区的所有外蕃人，但这并不能将“胡”完全包含。以下诸族亦可用“胡”表示。
奚、契丹等。在唐代文献中，契丹也可能被称为“胡”：《旧唐书·地理志二》“幽州大都督府”条载有“东北蕃降胡”，有研究认为，其中“降胡”并非指“杂胡”、九姓胡，而是指奚、契丹、室韦、靺鞨、突厥等部落。《资治通鉴》亦记载王武俊自称胡人，此时“胡人”成为与汉人相对的泛称。同样亦有奚及靺鞨自称胡人的例子，史宪诚听闻李㝏死后，对韦文恪自称胡人。
沙陀。此外，沙陀也有被称为“胡”的情况，据《资治通鉴》载“沙陀劲勇冠诸胡”，关于“诸胡”是否包括沙陀，并不难辨别，需要讨论“冠”的含义。《辞海》将“冠”解释为“位居第一”，古代汉语中大意也是如此。笔者仅搜罗《资治通鉴》中部分“冠”的使用，如单雄信名冠诸军、王伏宝勇略冠诸军、王才人宠冠后庭均是此类，其他文献中也有许多类似材料，仔细分析，大意均为“在自身所处的群体中为第一”，因而沙陀也包含在“诸胡”之中。
杂胡。与“诸胡”相似的是“杂胡”，对此学界有不同意见：陈寅恪认为“杂种胡”即九姓胡，唐长孺对与匈奴有关的屠各、卢水胡、羯胡、乌丸、乞伏、稽胡等部族做了分析，将“杂胡”界定为混血、混种。李志敏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，他将魏晋至隋唐的“杂胡”比定为“小胡”，否认特指混血之义。黄永年认为“杂胡”并非某一特定民族，而是对于多个胡族的泛称，其适用对象视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。鲁西奇对魏晋“杂胡”做了研究，认为“杂胡”起初是胡人中占主导的种类对其他规模较小、地位较低之种类的称呼，意为“其他的”“较小的”，汉人沿用此类划分方式，随着“胡”所指范围的扩大，“杂胡”遂成为建立政权的某一胡族对其所控制的其他胡族的称谓。
王义康对李志敏的观点提出了商榷，认为“杂胡”是指其种类繁多而言，并非指其小弱。其概念有一个变化过程，魏晋时“杂胡”是指匈奴帝国解体后，曾经与匈奴部族有过政治统属或血缘关系的有关部族。至唐代，匈奴杂胡均已消失，惟西域昭武九姓胡依然保留有种类繁多的特征，故在隋唐以后昭武九姓逐渐独擅杂胡之称。学界对于“杂胡”的讨论是基于“胡”的前提之下得以进行的，魏晋六朝“杂胡”也不能与唐代等同，但仍可以给予我们一定启示。
唐代“虏”的含义
“虏”并不专指外族，在中国古代，“虏”的另一个含义常常指代“敌人”，这自然是一种贬称。刘邦在被项羽射伤后说“虏中吾指”，此处“虏”自然指代项羽。在汉代以“虏”表示外族时主要指匈奴，也有指代羌族及汉人叛乱者的情况。
以上诸例为汉及以前“虏”的含义，这种指代“敌对者”的含义在中国古代大体是稳定的，区别在于不同政权所面对的敌人不同，但均可包括外族与本族两大类型。
敌对者。用“虏”指代敌对者的情况自唐初至唐末始终存在，在不同阶段，政权所面对的具体敌对者也有不同。在隋末战争中，与李唐逐鹿的诸政权中，王世充、萧铣等均被后世史家以“虏”称之。河间王孝恭攻萧铣时，在进军江陵、攻下水城之后，散船于江中，诸将因此劝诫曰“虏得贼船，当藉其用，何为弃之，无乃资贼耶”？萧铣见船被江而下，果然投降。魏徵在与徐世勣的信中同样用“虏”指代王世充，称李密“败于奔亡之虏”。李密败后，魏徵归降李唐，并劝诫徐世勣归降，便用“虏”加以贬称王世充。贞观期间，魏徵欲以目疾辞位，太宗说“朕拔卿于仇虏之中”，此处“仇虏”当指李建成，“任公以枢要之职”当指政变之后，太宗未介怀魏徵的身份，依旧加以擢用，同胞兄弟既为仇敌，以“虏”称之便不足为奇。
李唐统一之后，面对叛乱之敌，仍会用“虏”表示，至朱泚叛乱，仍有此类用法，《旧唐书》记载朱泚乱后，朱忠亮“为虏骑所获”。《郝玼传》中记载郝玼“声振虏庭”。到了唐末，黄巢起义，唐臣则蔑称其为“前日贩盐虏耳”，以表示黄巢之卑微，此乃张濬说服平卢留后王敬武时的言论，以劝诫王敬武切勿舍累叶天子而归贩盐虏，王敬武也听从了张濬的劝告，未投靠黄巢。对于藩镇兵将，也可用“虏”指代，元和十二年，李道古攻申州时“为虏所杀”，李抱真遣使诈降于王武俊时，王武俊亦自称“虏将”，《资治通鉴》中另有武俊自言“胡人”及“胡虏”的记载。
外族。用“虏”指代外族在唐代史料中较为常见，由于每个朝代所面对的外族不同，故而“虏”所指代的外族会有所差异。
突厥、铁勒、回纥、薛延陀。突厥于隋末唐初最为强盛，故而涉及突厥的记载，在此阶段最多，用“虏”指代突厥的例子亦有不少。大业十一年，突厥犯边，李渊备之，“虏见高祖，疑不敢战”，《新唐书》亦记载李世民解隋炀帝雁门之围时，世民亦称突厥为“虏”。武德七年，颉利、突利入寇，李世民引兵拒之，《资治通鉴》记载世民与李元吉对话“‘今虏骑凭陵’……”元吉惧曰：“‘虏形势如此，奈何轻出……’世民乃帅骑驰诣虏陈……”此段对话中多次出现“虏”，可谓典型。贞观初年，突厥入侵肃州时，公孙武达与之力战“虏稍却”。
武周朝，突厥入寇河北，武则天任命薛讷为将门，摄左武威卫将军、安东道经略。讷因称其为“丑虏”，此类例子还有许多，不能一一列举，可见突厥被称为“虏”是较为常见的。贞观年间，薛延陀率回纥、同罗击李思摩，薛万彻援之，于途中“与虏相遇”，“虏”为薛延陀、回纥、同罗所组成的混杂力量。关于铁勒，仆固怀恩叛乱，引吐蕃、回纥、党项入寇，史籍载“虏寇邠州，子仪在泾阳，子仪令长男朔方兵马使曜率师援之，与邠宁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”，此处的“虏”自然指代的是仆固怀恩及其所纠集的吐蕃、回纥、党项等大军，或用以指代其较为复杂的构成，阿布思及仆固怀恩均为铁勒部人，自然也是“虏”。
高丽、百济。南北朝时期，高丽、百济趁势崛起，自隋统一，炀帝攻打高句丽至唐太宗、高宗继续征伐，此阶段与朝鲜半岛三政权冲突较为激烈，史家在记载时自然也会使用贬低性的称谓。《资治通鉴》记录了大业九年隋炀帝与侍臣的对话，称其为“高丽小虏”“戎狄”“小寇”，都是对高丽的贬称。唐高宗时，苏定方伐高丽，围平壤不克，高宗乃诏刘仁轨与金法敏议去留，将士皆欲还，刘仁轨亦称其为“虏”。
契丹、奚、室韦。平定高丽之后，奚和契丹在武周朝开始崛起，侵扰东北。《旧唐书》记载万岁通天年间王孝杰平叛契丹时写道“孝杰军至东峡石谷遇贼，道隘，虏甚众”。神龙三年，姜师为备奚、契丹之寇乃为平虏渠，此虏为奚及契丹。开元二年六月，薛讷讨奚及契丹，为契丹及奚所败，玄宗乃有制曰薛讷“衄之虏境”并除其爵。“衄之虏境”即表示薛讷在讨伐时的失败。王武俊之孙王承宪墓志亦记载承宪先祖“由余去虏，来仕于秦”。
吐蕃、党项、吐谷浑、羌。自松赞干布统一以来，吐蕃逐渐强盛，不断东扩，蚕食李唐疆域，安史乱后，甚至攻进长安，又趁机占领河西，成为唐的劲敌，故而对于吐蕃的记载较多，也会用“虏”指代。
杂虏。除却“虏”的单独使用外，另有“杂虏”一词也较为广泛地为史家所运用，其具体指代对象针对不同的语境会有所改变，是较为笼统的称谓，与“杂胡”一词较为相似。仆固怀恩叛乱时，曾有记载：“八月，仆固怀恩诱吐蕃、回纥、党项、羌、浑、奴剌，山贼任敷、郑庭、郝德、刘开元等三十余万南下……是时，急召子仪自河中至，屯于泾阳，而虏骑已合。子仪一军万余人，而杂虏围之数重。”
此处“杂虏”当是吐蕃、回纥、党项、羌、浑、奴剌、山贼等诸多群体的统称，用以表示叛军复杂的构成。贞元十八年，韦皋攻打吐蕃，在进攻维州时，赞普遣论莽热“率杂虏十万而来解维州之围”，此处“杂虏”表明吐蕃纠集诸族兵力予以反抗，但确切构成不得而知。与之相似的还有朱滔，朱泚叛乱之后，立朱滔为皇太弟，兴元元年正月：“滔驱率燕、蓟之众及回纥杂虏号五万，次南河，攻围贝州。”此外，还有“党项杂虏”、“邠宁、鄜、夏杂虏”、“北边杂虏”等诸多表述。
唐代“胡虏”的含义
作为“胡”与“虏”的合成词，“胡虏”所指代的对象并非这两个词的合集或并集，而有着较为确切的指代对象。早期指代匈奴的例子很多，如《史记》中记载，元朔八年，李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，途中为匈奴所围，李广之子李敢率数十骑直贯匈奴，还与李广曰“胡虏易与耳”，李广以弩连杀数人，因而称“胡虏益解”。
此外，《汉书》及其他史籍中也有许多称匈奴为“胡虏”的记载，这是由于汉代所面临的主要外敌是匈奴。之后，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外族活跃，相继建立政权，至隋唐完成统一，所面临的外族更为多样。“胡虏”所指代的对象也是多变的。在唐代，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。
突厥。贞观初年，突厥归降，关于如何处置突厥，大臣有所争议，据《通典》记载：“时降突厥多在朔方之地，其入居京师者近万家，诏议安边之术……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，则中国有加户之利，塞北可常空虚矣。”温彦博并不认同此举，太宗最终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处降人于朔方之地。《旧唐书》亦记载：“百万胡虏，可得化而为汉。”《突厥传》中记为：“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。”《资治通鉴》中同样记载“可以化胡虏为农民”。弘道元年突厥阿史那骨笃禄入寇，朝议欲废丰州，丰州司马唐休璟上言，以为：“丰州阻河为固，居贼冲要，自秦、汉已来，列为郡县，土宜耕牧。隋季丧乱，迁百姓于宁、庆二州，致胡虏深侵，以灵、夏为边境。”
吐蕃。除去突厥以外，史家也常以“胡虏”指代吐蕃，自松赞干布统一以来，吐蕃逐渐强盛，因而不断东扩，与唐冲突渐增，安史乱后更甚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仪凤三年魏元忠上言御吐蕃之策时说“彼胡虏恃马力以为强”。及马嵬驿之变，将士以杨国忠勾结吐蕃为由，将其诛杀，理由便是“国忠与胡虏谋反”。对于将士来说，这或能增加其动乱的正当性，毕竟勾结外敌罪不容诛。
其他外族。首先是西域胡人。自魏晋以来，中原受西域胡人影响渐增，涉及宗教、舞乐、饮食、服饰等诸多方面。《通典》记载，贞观初，太宗合考隋朝南北之乐，称“梁、陈尽吴、楚之声，周、齐皆胡虏之音”。音乐之外，隋唐时代舞蹈也受外族影响，“浑脱”便是其一。浑脱本是出自伊朗的舞蹈，经由龟兹传入中原，北周大象元年腊月在正武殿上使胡人作此舞，以水浇身，谓之“乞寒”，唐代以武后、中宗时最盛行，不但都市相率为之，宫廷中亦舞《浑脱》。
神龙元年大水，上乃诏文武九品以上直言极谏，清源尉吕元泰上书言时政曰：“安可以礼义之朝，法胡虏之俗？”但吕元泰反对胡俗之议并未被采纳。对胡风的排斥恐怕要到安史乱后方才明显。此外还有关于西域胡人的例子，安史乱后，睢阳之战中，张巡固守，带兵不依古法，人问其故，张巡曰：“今与胡虏战，云合鸟散，变态不恒。”《资治通鉴》记录此事时也在注文中写道“窃料胡虏游魂，终不腊矣”。
其次是回纥等。至德二载肃宗借回纥平叛，攻入西京后回纥欲劫掠，广平王拜于叶护马前，劝复东都如约，百姓、军士、胡虏见俶拜者，皆泣曰：“广平王真华、夷之主！”“胡虏”自然是回纥及西域兵。《旧唐书·郭子仪传》记载代宗幸陕时“及在泾阳，又陷于胡虏重围之中”，因仆固怀恩引回纥、吐蕃、吐谷浑、党项、奴剌，等叛乱，郭子仪屯军泾阳以备之。“胡虏”一词亦是对仆固怀恩所率叛军的统称，注重的是其外族属性。
结语
吐蕃一般不被称为“胡”，但可被称为“虏”及“胡虏”。高丽、百济可被称为“虏”，但又不被称为“胡”或“胡虏”。胡最初是指代匈奴、月氏等游牧民族，外貌上高鼻多须、经济上以游牧为主，均与汉人有较为明显的区别。
匈奴解体之后，其治下诸族入塞内，使得“胡”的分布及概念逐渐泛化，指代北方及西域诸族，其种族与文化均有别于汉人。吐蕃一般不被称为“胡”，一方面是由于吐蕃至唐代方才兴起，并非匈奴之系统。另一方面，吐蕃在史籍中一般被简称为“蕃”，这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“胡”。
高丽等族在外貌及生产方式上类似汉人，且自古与中原联系密切，受中原礼乐影响较深，在种族与文化上均类似汉人，故不被称为“胡”或“胡虏”。“虏”是对于敌对者的蔑称，并无民族之差。“胡虏”则是对于外族敌对者的蔑称，故而吐蕃也包括在内。
参考文献
1、邓小南：《论五代宋初“胡/汉”语境的消解》，《文史哲》2005年第5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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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〔美〕薛爱华·谢弗：《唐代的外来文明》，吴玉贵译，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5年。
5、谢思炜：《“杂种”与“杂种胡人”—兼论安禄山的出身问题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15年第1期。
6、李鸿宾：《“胡人”抑或“少数民族”—用于唐朝时期的两个概念的解说》，载樊英峰主编《乾陵文化研究》（四），三秦出版社，2008年。
7、荣新江：《何谓胡人?—隋唐时期胡人族属的自认与他认》，载樊英峰主编《乾陵文化研究》（四），三秦出版社，2008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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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王永兴：《唐代经营西北研究》，兰州大学出版社，2010年。
10、《资治通鉴》，中华书局，1956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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